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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会咏

更新日期:2022-11-19 18:55

于会咏(1926~1977),乳山县(今乳山市)人,少时在家乡读书。1946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,1949年8月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,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50年9月调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任创作组组长,1952年11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民乐系研究员和教员,1964年6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、理论系副主任。1973年8月任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。

基本资料

中文名:于会咏

国籍:中国

民族:汉族

出生地:山东省乳山县

出生日期:1926

逝世日期:1977

代表作品:《海港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杜鹃山》《龙江颂》等京剧音乐创作

人生经历

于会泳,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。于会泳原来是一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,是《智取威虎》、《海港》、《龙江颂》、《杜鹃山》等现代京剧的音乐主创者。曾参加“样板戏”的音乐创作,得到江青的赏识,从而平步青云,先后担任中共九大代表,九大主席团成员,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,十大代表,中共十届中央委员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。1976年10月被定为“江青反革命集团”成员而隔离审查。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。

于会泳1926年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县,在他六七岁时妈妈赶集回来给他带回一支笛子,他非常喜欢爱不释手,整日练习反复琢磨,逐渐吹出兴趣无师自通,爱上了音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学会了拉二胡,吹笛子,弹三弦。

1946年9月已是小学教师的于会泳约了两个伙伴瞒着母亲,走了整整两天来到莱阳县的胶东文工团参加了革命队伍。

1947年9月蒋介石整点进攻山东解放区,敌我双方形成拉锯战形势,中共前敌指挥部决定,为了战略行动给每一个团员都发了一大包东西,文工团员疏散到老百姓家里,每人将随身物品就地埋藏,于会泳担心这些东西被敌军发现就写了张纸条写到:“蒋军兄弟: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,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。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,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,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,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。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,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(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)。”

结果,这张字条被指导员发现并没收了。

12月,胶东战役胜利结束,就在这时,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,被送到胶东文化协会领导面前,于会泳的字条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,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,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、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。于会泳从那次受批评之后的表现是好的,文工团和同志们也谅解了他。

1949年6月,胶东文工团决定保送于会泳和另外一名小提琴演奏员到上海学习。但是,尽管如此,他写的那张字条,仍然被留在他的档案袋里,由山东送到上海,这始终成为他难以清除的心病。

平步青云

1969年1月初,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楼上208室,张春桥、徐景贤、王洪文及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的头头,在拟定参加“九大”的上海代表名单。

深知江青、张春桥垂青于会泳的徐景贤,在整理“九大”代表材料时,隐瞒了于会泳那张小字条的情况,然后上报中央。

“九大”期间,《智》剧作为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,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。帷幕中间拉开了一条缝隙,于会泳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,一反不善辞令的常态,在他的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江青“……总之,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,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,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、第一导演、第一作曲、第一舞美设计!”

江青闻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,装腔作势地嗔怪道:“会泳同志,你别这样说了,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。”在这公众场合江青对于会泳所表现出来的亲昵,自然使于会泳更为得意。

当“九大”结束,于会泳从北京载誉归来到上海作报告时,一些“造反派”竟设计了一个令人发指的“欢迎仪式”:他们让原校党委书记钟望阳在校门口跪迎于会泳,当于会泳下汽车时,他们又在钟望阳头上搁上“高升”炮仗,然后点燃,以示庆贺。对于这种下流恶作剧,于会泳居然心安理得。

1969年以后一个时期,上海音乐学院几乎成了人间地狱。反对于会泳,就是反对样板戏,反对江青!由此受迫害、冲击的师生达100多人,先后有3人被逼疯,一度精神失常的有4人,两人被关押入狱。

“十大”筹备期间,中央组织部要调审于会泳的档案。徐景贤断然把那张字条从于会泳的档案中抽掉。于是,在1973年8月“十大”会上,于会泳又顺利地当选为中央委员。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上,他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。

1974年底,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影片《创业》。江青蛮横地嚷嚷道,“这是部什么东西?片子中的油田党委书记就是‘走资派’余秋里!歌颂他?还有,给石油工人送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的是谁你知道吗?是刘少奇!你们是不是要为他翻案?”最后她又说,“回去后他们文化部先讨论一下,这片子还有什么问题,叫他们赶快修改。你们也要好好检查一下!”

心惊胆战的于会泳,只得起草了一份书面检查,并经文化部核心组讨论,对《创业》作出了“不继续印制拷贝,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,不出国,电视台电台停止转播”等决定。

然而,仅过了半年,因《创业》作者张天民写信给毛泽东,7月25日毛泽东就《创业》作了重要批示:“此片无大错,建议通过发行。不要求全责备。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,太过分了,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。”

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没几天,江青和张春桥忙把于会泳叫了去。江青色厉内荏地对于会泳说:“张天民告我的状,说我不让《创业》发行。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,怎么弄到我的头上?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,但那‘十条’可不是我说的,要说有,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……”

张春桥也阴笃笃地说:“看来文化部就这事需要向主席作检讨,检讨中牵涉面不要大,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。主席的用字是很严谨的,此片无大错,错还是有的嘛。”

面对毛泽东的批示,江青和张春桥显然在暗示于会泳做“挡箭牌”,对此他是心领神会的。因此,他在硬着头皮给毛泽东的检讨中,将“十条意见”全揽在了自己身上,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《创业》批示时,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。这时的于会泳在江青面前已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,而在公众面前,他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主子。只是,于会泳万万没有想到,1976年10月,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,他也随之被隔离审查。

走向毁灭

怀着悔恨和惶恐,于会泳在隔离审查的9个月间,写下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。他在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。这种不无侥幸的心理源于他觉得自己是奉命办事,跟着江青不办也不行,有错误,没大罪,何况自己多少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,至少他搞的几个戏,毛主席、周总理他们都是喜欢并肯定的。他期待隔离审查结束后,即使不当部长(这部长他本来就不想当了),也不能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,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戏总还是可以的吧。

然而他所怀有的侥幸和憧憬不久就彻底破灭了。在1977年8月22日广播的中共“十一大”政治报告中,华国锋做了政治报告。报告中说“……地富反坏、牛鬼蛇神,像马天水、于会泳……这样一些政治野心家、叛徒、新生反革命分子、流氓、打砸抢者……”听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,于会泳脸色惨白、涕泪交结,嘶声痛哭:“华主席点了我的名的,我是反革命了?我该怎么办呀!”

于会泳的精神完全崩溃了。那一夜他彻夜未眠,第二天,在向专案组表示认罪服罪的同时,乞求能与华山谈一次话,期望这位驻文化部工作组的最高领导能挽救自己。然而那几天正值部领导无暇顾及,对看守人员发现于会泳神志恍惚不想活的动态报告,也仅指示“提高警惕,注意安全”。

于会泳彻底绝望了。28日上午,他在院子里散步时,瞟见厕所窗外一只盛放“来苏水”的瓶子,并趁看守人员暂短离开的片刻,将它挪到了伸手可及的位置。下午借午睡起来去厕所洗脸刷牙之机,于会泳将“来苏水”倒入了自己杯中,并用湿毛巾捂得严严实实,偷偷捎回了自己房间。

晚6点多,他用那支曾谱写过不少动人乐章的笔,给家人写下了一封遗书:“……我跟着‘四人帮’犯了罪,对不起华主席,对不起党,对不起人民,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,只有一死才能赎罪……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!”

晚8时,于会泳缓缓揭开覆盖在杯子上的毛巾,走向了自我毁灭之路。